湖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北京市属12家三甲医院共136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北京医疗队驰援武汉。湖北省委省政府在给援鄂医疗队全体队员的慰问信中写道，“你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了护佑生命的钢铁长城。”

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北京援助武汉医疗队医生丁新民，让同事帮他在防护服的帽子上写上了“有事找我”几个大字。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缺医少药的贫困地区，在地震、海啸灾区，在非洲兄弟国家，都留下了北京医疗队的足迹，也有医生长眠在了受援地的热土上。

驼背上的北京医生

北京成规模输出医疗队要从1965年说起。

当年6月26日，毛泽东做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一支支北京医疗队因此奔赴外省市开展医疗援助。

1967年，北京医疗队向河西走廊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此后，一批批北京医生来到河西走廊。他们头顶戈壁烈日，脚踏祁连冰雪，走遍了祁连山麓的村村寨寨，探访了沙漠深处的毡房帐篷，为当地农牧民送医送药。

1972年，北京赴甘肃医疗队长途跋涉，穿过戈壁滩，把医药送到牧区里。

1972年，北京医疗队来到牧民的帐篷里，为牧民检查身体。

在河西走廊，骑着骆驼去行医是常事。

1973年秋末冬初，北京医疗队阿拉善右旗分队的3名队员决定到巴丹吉林大沙漠深处的巴丹吉林大队去探访。旗上不少同志劝他们不要去，即使有经验的人，都曾在大沙漠里迷路。但他们坚持要去。在一位乡邮员的带领下，3名队员生平第一次骑上骆驼，向大沙漠深处进发。他们翻越了海拔3000米连绵不断的沙山，越过了陡如屋脊的沙山脊，迎着风沙，整整走了两天才到达。

全大队42户牧民散居在8000多平方公里的沙丘之中，畜群点之间相距几十里地。医疗队员们挨家挨户探访，深夜赶路时就在沙窝里趴滩露宿。56天，3人走遍了每个蒙古包，为所有病人都看了病，还在困难条件下成功进行了切除卵巢囊肿、阑尾等手术。牧民们感动地说：“旧社会，我们踏遍草原请不来医生，得了小病扛过去，得了大病等着死。新社会，毛主席从北京派来好医生，踏遍草原来找我们!”

在高寒山区天祝藏族自治县巡回医疗的队员们，不顾高原反应，坚持送医送药上门。松山公社有一位藏族大娘，腹部长了很大的肿瘤，不能躺卧，长年跪在炕上。1973年7月，北京医疗队为老人进行了手术，摘除了一个31斤重的肿瘤。

1974年6月20日《北京日报》3版，《北京医疗队在河西走廊》。

医疗队和当地的农牧民结下了深厚情谊。有一天医疗队冒雨来到一个蒙古包给牧民看病，女主人特意换上了新地毯。她一辈子手工织了三块羊毛地毯，一块结婚时用了，一块生孩子时用了，就剩一块新的。医疗队员怕已经湿了的鞋子弄脏新地毯，不肯进去，女牧民不高兴了，直到北京医生进去了才心安。这种情景深深地感动了医疗队的队员们。(2004年8月25日《北京日报》16版，《“北京医疗队”又整装待发》)

那时，医疗队不仅负责看病，因为当地劳动力严重缺乏，医疗队甚至帮着老乡种地。一次，北京医疗队要走了，来接医疗队的卡车停在卫生院门口，老百姓躺在地上不让卡车走，他们说：“麦子是你们帮着种的，必须吃了麦子再走。”

在10年时间里，北京协和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儿童医院等20多家北京医疗单位向河西走廊派出了3000多名医务人员。他们诊治了大量病人，抢救了不少危重病人。

1973年，赴延安的北京医疗队正在给孩子看病。

不只是在河西走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还向陕西延安、西藏阿里、云南西双版纳等地派出了多批医疗队。

1968年开始援外医疗

1968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下，北京向几内亚派出了第一支援外医疗队。此后，一批批北京医生被派往几内亚、布基纳法索、利比亚等非洲国家。

1984年1月，我国第一次向利比亚派出医疗队。医疗队全部是由来自北京的医务人员组成的。

医疗队开始工作的第二天就创造了当地医疗史上的一个奇迹。

患者入院前一小时被机器绞伤左手，五指关节完全开放，严重粉碎性骨折，肌腱断裂，除拇指外，其余四指仅尺侧部分软组织相连。

当时，在该院工作的六七个国家的医生都认为除拇指外，其余四指需要截除，只有来自北京的医生认为有保留更多手指的可能性。医院院长最终同意了北京医生的意见。

来自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常万绅、翟桂华两位医生在其他医护人员的配合下，经过九个半小时的手术，成功为患者接上了断指，五根手指全部保住了。患者和家属激动地说：“中国医生了不起!”

1984年《北京日报》1版，《利比亚朋友说：中国医生了不起》。

此后，北京医生又连续为当地患者成功再植右上臂及左足。这几次再植手术，轰动了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2010年，北京医疗队员为几内亚患者诊病。

为贫穷的老人免费切除肿瘤，为刚刚出生两天的肛门闭锁小婴儿成功进行手术，通过持续治疗让一位常年因腰腿痛下不了地的大叔又能下地干活了……在几内亚，北京医生的医术也是一传十，十传百，周边国家的病人特意赶来，点名要看中国医生。(2010年5月6日《北京日报》3版，《援·爱》)

在受援地，中国医生是最受欢迎的人：病房里，孩子会搂着从北京来的女医生用中文叫妈妈;诊室里，黑人医生拍着中国医生的肩膀说这是我的兄弟;在几内亚政变期间，示威游行和枪战频繁发生，但只要中国医疗队的车经过，人群总会为这些来援助他们的中国医生闪出一条通道。

这些朴素的情感，让一批又一批医疗队员的艰苦、孤独、牺牲和付出，都变得值得。

北京援助几内亚第23批医疗队队员与当地医生一起为一名几内亚妇女做结肠外科手术。

诊治病人约840万人次，收治病人约38万人次，完成手术约18.1万人次，抢救危重病人约15万人次——这是2013年中国医疗队援非50周年时，北京援非医疗队交出的成绩单。

在这些数字的背后，有十几名北京医疗队队员在援非期间以身殉职，永远地留在了那片热土。

挺进灾区最深处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7.8级大地震。

地震当天，首钢迁安矿山医院就派医疗队开赴唐山。当晚七点多钟，在大雨滂沱、余震不断的情况下，他们就在唐山市的新市区设立了抢救医疗点。(1976年8月26日《北京日报》2版，《首钢迁安矿山医院医务人员在抗震救灾中作出贡献》)

北京市人民医院医疗队也在地震当天就抵达灾区农村，一直战斗到第二天深夜才吃上第一顿饭。

北京矿务局医疗队则迅速赶到唐山马家沟煤矿，投入抢救。有个伤员急需截肢，但当时缺少医疗器械。医疗队找来钢锯，连同其它手术器械，在临时搭起的露天灶内进行了煮沸消毒，在树下铺开塑料布，以小树作静脉点滴架，为伤员进行了手术。

1976年8月25日《北京日报》2版，《战斗在唐山》。

1987年大兴安岭火灾，北京医疗队在黑龙江漠河整整奋战了两个月。

1998年抗洪一线，中日友好医院医疗队每天巡诊于十多公里的湖南华容县洪山头大堤上。

1998年抗洪一线，为做到“大灾之后无大疫”，医疗队的大夫抓住一切机会为当地群众讲解防疫防病常识。

1998年特大洪水灾害，载着北京医生的车日夜兼程，冒雨开上灾情最重的湖北公安县荆江大堤和湖南华容县洪山头大堤，竖起北京医疗队的大旗。当地群众一看到北京医生，都忍不住掉下了眼泪。当时，首都医疗卫生系统共向湖南、湖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受灾地区派出了20支医疗队、150多名医疗队员，出色地完成了医疗防疫任务。

1998年9月23日《北京日报》1版，《二十支医疗队圆满完成防疫》。

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四川需要紧急驰援。

2008年汶川地震后，北京医疗队宣武医院专家冒着余震给伤员做手术。

大地震发生不到24小时，北京首批50名医护人员已乘飞机奔赴救灾一线，成为最早抵达灾区的外地救援队之一。

从5月13日至26日，北京共派出9批627名医疗队员，反应速度之快、参与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在抗震救灾的第一线，首都的白衣天使成为除川渝地区外最大的一支援川医疗救援队。

在灾区，首都医疗队被灾区群众誉为“国家队”。在绵阳、彭州、德阳、都江堰、成都，他们伴着余震诊疗1万余名伤员，完成手术近400台。

地震中有一个母亲舍命救女的感人故事被广为传诵。在北川县陈家坝镇龙湾村，当邻居们从废墟中挖出黄珍丽时，发现她用身体紧紧护住了自己2个月零7天的孩子。

但孩子还是被石块击伤头部。转运到绵阳市中心医院后，孩子的奶奶听说这里有北京来的医生，她抱着已经昏迷了6天的孙女，“扑通”一声跪在了天坛医院大夫吕刚面前，“这是我儿媳妇用命换来的孩子，求您一定要救救她……”吕刚搀起老人，眼圈红了：“孩子劫后余生，我们一定尽全力抢救!”孩子严重脑积水和脑血肿，由于手术条件所限，吕大夫果断地用一根头皮针刺入孩子的囟门，颅内血积液顿时顺着导管流了出来。“哇——”的一声，孩子终于发出地震后的第一声啼哭。老人伏地叩首：“我的好儿媳，孩子给你报平安啦!”

在北川，还流传着一个跨区域、跨行业，千里大协作抢救伤员的感人故事。23岁的敬代晖是北川法院楼内31名员工中惟一的幸存者，但他颈椎第一、第二节骨折，头部也受了重伤，不能挪动，随时有生命危险，而当地缺少救治必不可少的头颈外固定架。北京医疗队的医生马上和数千里之外的后方医院联系，生产厂家立即免费提供，首都机场破例免检，国航免费最快托运，3个小时，将救命的外固定架从北京空运到绵阳。当天，手术得以进行，术后敬代晖就可以坐起来了，免除了瘫痪的可能。敬代晖的母亲含泪说：“这都是国内最顶级的专家，我知道我儿子有多么幸运!”

2003年雅安地震后，北京医疗队的医生孙建军在简陋的环境中在为患者进行手术。

大地震过后，曾经秀美的巴山蜀水，满目疮痍。每天，绵延3公里的73辆北京急救车都在路况恶劣的巴蜀深山中日夜穿梭，拉起一道充满希望的生命线。

在一次转运过程中，医生李炜亮所在的急救车上，一位伤员已经3天没有大便了，腰椎骨折使他不能翻身，连便盆都不能放进去。李炜亮找来一块单子，轻轻抬起伤员的腿，一点点塞到他身子底下。伤员有点不好意思，但李炜亮说：“没事儿，我就是您的亲兄弟。”大便解出来了，李炜亮给伤员擦干净，再把解有大便的单子小心地撤出来。伤员没有说话，大颗泪珠从眼角无声滑落。

在抗震救灾一线，北京这73辆急救车不到救援车辆总数的八分之一，却完成了灾区伤员总转运量的30%，行程21万公里，14天连续不停地往重庆、绵阳、乐山等地转运伤员2836名。

北京救护车队所到之处，警察敬礼，灾区群众钻出帐篷热烈鼓掌。

2008年6月8日《北京日报》1版，《天使本色》。

2010年玉树地震，2013年雅安地震，北京医疗队都迅速出征，挺进重灾区，冲在了抗震救灾的最前线。

2010年玉树地震中，玉树州一名藏族小男孩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疼痛难忍。北京医疗队医生抱起他后，他坚强地说：“叔叔抱着，我就不疼!”王小文/摄

2010年4月10日上午，北京急救中心紧急调派的24辆急救车在大红门火车站装上列车，驰援青海玉树地震灾区。贾同军/摄

2010年4月16日下午，北京急救中心赴青海玉树地震灾区医疗队抵达西宁。饶强/摄

2010年4月19日，在玉树自治州贝纳沟文成公主村，北京医疗队队员在震区边远村落为各族同胞巡诊。饶强/摄

万里之外“追击”埃博拉

2014年，非洲暴发埃博拉出血热疫情，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夺走数千人的生命。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疫情发生国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在许多援非国家陆续撤走本国医生之时，中国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毅然派出3支医疗专家组分赴西非三国，帮助当地防控埃博拉疫情。

经过20多个小时的辗转，跨越1.3万公里，8月17日，3名北京抗击埃博拉援非医疗专家和北京第24批医疗队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2014年8月18日《北京日报》5版，《抗击埃博拉 北京专家抵非》。

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来自北京的医生们就在中几友好医院开展起工作。当时，几内亚人谈“埃”色变。当地已有近百名医务人员死于埃博拉感染。仅中几友好医院就有9名医务人员感染，6人死亡。

内镜检查，是一种高风险的检查，因为医生很可能会接触到患者的体液，感染埃博拉病毒。北京友谊医院消化科内镜专家吕富靖走进中几友好医院内镜室时，发现这里仅有一根上世纪80年代的纤维内窥镜，只能通过目镜近距离观察。如果不亲自操作，就无法观察到病变的情况。

他很清楚，这里的“个人防护”只不过是戴口罩、眼罩和手套，对于预防埃博拉病毒感染，远远不够，但他依然坚持亲自进行了内镜检查。

2015年12月10日《北京日报》3版，《援非抗埃 大爱无疆》。

“别人因埃博拉走了，中国因埃博拉来了。”就像非洲一些国家民谣传唱的那样，在抗击埃博拉的全球斗争中，中国始终站在最前头。北京医疗队在万里之外，诠释着医生的无疆大爱。

今年1月27日，北京医疗队迅速集结，踏上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征程。他们的“战疫”宣言是：一站到底，完胜而归。

资料来源：北京日报图文数据库

来源：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 侯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