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目标就是彻底战胜麻风病

作者:李桓英 来源: 发布时间:2019-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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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当时的新中国还在成立初期,一切都百废待举,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看到过我国导弹专家钱学森,当知道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着很深的触动。那时的我已经三十多岁,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1978年,我接到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正式就职于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从此和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工作于我而言虽是崭新的研究领域,但麻风病却是人类所面临的古老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因病致残的麻风病人也一直备受歧视。过去世界上很多麻风病人被隔离就算是好的,不隔离可能就面临着被活埋、被烧死、沦落到无家可归等情形。因此,说起麻风病,人们往往谈之色变,深入工作中,我也深感麻风病人遭受的疾苦。

  记得1979年到云南省的麻风村做实地考察时,我见到了好几个年轻的麻风病姑娘和她们深受病痛折磨的家庭。她们本能够拥有青春的年华和幸福的生活,但身心每天都遭受着痛苦与折磨,眼神里也透着绝望。但当时的麻风病防治工作还只注重实验室研究,研究成果往往不适用于实际,而根据前期积累的大量调研数据,我深知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有可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麻风寨的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开始了。我们皮防站的两位同志在全县范围内历经三个月的艰苦考察,探访到的都是秃手秃脚、老鼠咬了手脚都察觉不到、生产生活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这不仅使我们工作人员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同时大家也决心要治好这里的病人。随之,我也把有关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递交给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得以实施麻风短程联合化疗项目,并收到了世卫组织援助的联合化疗药品及车辆等物资。

  1983年初,短程联合化疗现场实验正式施行。实际上,在村民们的固有观念中,麻风病是治不好的,连村长刀建新也对治愈麻风病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但在我们挨家挨户为病人检查溃疡、耐心讲解治疗工作之后,尤其是刀建新,由强烈排斥逐渐转变为接受。之后,刀建新还主动协助我们做通了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努力劝说大家服药接受治疗。服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新药刚吃上二十几天,有些病人的脸部从发红到发紫,由于药物副作用引发的恐慌,使有些病人开始拒绝服药,甚至直接把药扔进水里。面对大家的质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挨家挨户做病人工作,告诉他们这仅是服药后色素沉淀的正常反应,然后开导并鼓励大家坚持服药。三个月后,病人的色素沉淀明显好转,心理上的恐惧彻底打消,身体状况也慢慢得以好转。两年后,我们为村民进行复查,结果显示服药病人全部治愈且没有复发情况。

  阶段性的成果总是令人欣喜,但麻防工作不能停下。我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工作不能怕苦就不做、怕脏就不做,这不做那不做,我们身为医务人员的使命何在?”当时我国的云、贵、川等地依然是麻风病流行的重灾区,在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地区都相继开始推广实施短程联合化疗,短程联合化疗工作得以大力开展。而在这30多年深入基层过程中,7个地州59个县的1万多名病患得到治愈,麻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如今,全国麻风病人从11万人降至不足万人,年复发率仅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小于1%的标准。

  昔日麻风寨的村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由衷为他们感到欣喜,同时也为从事麻风防治工作的人们感到自豪,是大家用坚持和奋斗给予了麻风病人新的希望。爱国有道,行为有范,艳阳与阴雨,平坦与坎坷,都是对我们工作的最高奖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多年的医疗工作和社会生活中,正是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治好了很多患麻风病的老百姓,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而且我们的治疗方案也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党和国家在医疗卫生事业上,不断加强对麻风防治工作的重视以及加大对防治经费的投入,当前我国麻风防治工作经验丰富、成效显著。这让我看到党和国家是真真切切在为老百姓办实事、谋幸福,同时我也很感谢党和国家,是祖国这片沃土造就了我,让我有机会放手从事麻防工作,让我有机会看到被治愈病人脸上洋溢的笑容、过上的幸福日子。

  现在的我虽即将进入期颐之年,但不愿余下的日子在闲暇时光中浪费掉。在岗位上继续奋斗、为老百姓办实事是我应该做的,对于彻底战胜麻风病,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只要我不是医院工作的累赘和包袱,我还愿意继续工作,还愿意为麻风病人服务,我的目标就是彻底战胜麻风病。因此,我会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到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