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也是北京友谊医院建院70周年。近日，医院组织开展了“七秩风华 友谊篇章”主题活动。活动以“全员乐阅读”的方式展开，全院职工围绕“重温团史”、“诵红色经典”、“友谊人在奋斗”三个主题进行诗歌、散文朗诵。

自活动开展以来，共收集朗诵作品近200个。作品中，广大职工回顾了共青团发展历史，展示了医院发展历程和光辉成就，抒发了自己的爱国、爱院情怀。现节选部分优秀作品进行展示。

黄受方：中国病理学领路者

朗诵者 程鸣

内容节选自北京电视台大型纪录片《共和国医者》

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尽管美国多次阻挠，全世界仍看到了新中国那崭新的风貌。这次会议，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实现了外交突破。而伴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科技的分量也在不断加重。这一年，新中国招收了第一批病理专业的研究生，24岁的黄受方正在其中。

病理，又被称作疾病的道理，这项在西方现代医学基础上，酝酿而出的医学分支，在最初进入中国时，肩负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责任，那便是诊断。

二十世纪60年代，我国医学技术还比较落后，很多疑难病症，医生无法完成准确诊断，更多的是凭借医生的经验，对患者病情做出主观分析及判断。病理检查，这项能够揭示疾病机理及性质的手段，成为漫长黑夜中的一点星光，在当时，捐献尸体用以病理学研究，成为国人一件倍感光荣的事，尚在念书的黄受方，无法不感受到这股热潮的涌动。由于他所学习的病理学涉猎甚广，需要对浩如烟海的疾病，均做出认识、诊断，这就使得医者必须学会，在庞杂的工作中尽快找到一个突破口，妇科病理，是黄受方的首选，而一个年轻学生的突围之策，也着实令人讶异。

《妇产科病理学》这本出自一名病理科研究生之手翻译的书籍，成为妇产科病理学的参考金标准，为当时中国似无本之木的病理学，增添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大举提高了妇产科病理学的诊断水平。

1959年黄受方进入友谊医院。此时的友谊医院，正大力向消化内科方向发起猛攻，这是中国消化内科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消化内科病理学发展的重要起点。但其掣肘因素之多，令当年的黄受方感到了无法跨越的无力感。

在那个年代取病理，多是通过手术切除，内镜下钳夹来获得，但这也让黄受方看到，为了一份最后诊断，患者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他开始反思，医学的本源到底是什么，病理医生手里握的，难道只是冰冷的标本吗?黄受方也在思考他该如何做，才能让这项大有前途的医学专业，发挥其应有的最大作用，在将来某个科技突破的瞬间，大为绽放光芒。

1978年，连接全球的大门豁然敞开，在时代脉搏中同频共振的中国，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活力，很快世界卫生组织向我国，提供了一个公费出国学习病理学的名额，黄主任以优异的成绩，被优先录取。

当时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已经有了免疫组化技术，它可以应用于病理诊断，对于诊断肿瘤、肿瘤分类、判断预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扩展了人们对于各种疾病，及肿瘤形成过程的认识，并进一步提高了病理诊断与研究水平。

而当时的中国免疫组化技术还是一片空白，这给黄受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1982年，回国后的黄受方注意到，二十世纪30年代随着电子显微镜的诞生，和生物组织，超薄切片技术的建立，西方病理学已跨入亚细胞阶段，未被认识的病变和发生机理，得到了阐明。

但截至此时，临床病理诊断工作，仍未得到巨大帮助。凭着敏锐的思路，黄受方决定将工作的重点，放到建立分专科病理诊断上，并大力发展免疫组化，逐步迈向分子检测等新技术领域。同时它汲取了西方穿刺细胞学的做法，尝试用注射器作为穿刺工具，在人体的乳腺、甲状腺、淋巴结、口腔、直肠、前列腺、四肢吸取细胞，再制成涂片染色后，通过显微镜观察，从而迅速、精确的做出诊断。此举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黄受方意识到这样的细针穿刺技术，非常适合在中国开展，他决定加速追赶、着力研究细针穿刺。

在黄受方的指导下，北京友谊医院病理科总结了细针穿刺的实践经验，在国内外首先提出了创新穿刺技术的相关理论，为了普及推广这项技术，黄受方领衔编写《实用细针吸取细胞学》，该书也成为当时病理科，血液病科和临床细胞室的重要参考书，这一举动将以往依赖组织病理学诊断的传统方法，引向细胞病理诊断的微创领域。

2010年，黄受方退休了，自青年时代起，他便慷慨而又坦诚地把自己献给了中国病理学，期间的落寞、热忱、怀疑、自信，都不曾影响他前行的脚步，到了晚年，他敏感的发现，科技的发展已引领着人类，进入了更加精微的世界，分子病理学将有何作为，医者拭目以待。

此时的中国已拥有最好的自我突破机会，黄受方渴望看到全部转变，但现在，他太缺时间了，已经90岁的他，只能选择——昼夜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