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选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可获专项补助资金;基层工会开展托育服务所需经费，可从工会经费中列支……近日，北京市总工会出台多项支持政策，推动有条件的用人单位，积极开展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服务。记者探访两家典型单位，看他们“带娃上班两不误”的路径，具体如何实现。

省心

送完去上班 下班再来接

“我们把玩具送回家，送完的小朋友坐到老师前面来……”上午十点，伴着欢快的儿歌，一群萌娃摇摇晃晃迈着小步，忙碌运送着玩具，然后陆续聚拢到地垫上，等待老师讲绘本。

环顾四周，敞亮的活动大厅以奶油黄为主色调，中间修建了一处圆形“池塘”，盛满孩子们最爱的海洋球。教室门口，贴着每周的教学计划、营养食谱。屋前屋后两片草坪，可以避开强烈日晒，刮风下雨也不影响户外活动。

这是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的职工子女托育所，总面积480平方米。自今年2月13日正式开园，已经迎来了17名小朋友。大的9月份即将上幼儿园，小的刚1岁半，还要被老师抱在怀里喝水。

北京友谊医院通州院区职工子女托育所

同一时间，友谊医院西城院区的职工子女托育所则是另一番景象。4名小朋友在老师鼓励下，热火朝天地玩着跨障碍、跳格子。托育所的小草坪紧邻人行道，不时有过往行人被吸引驻足，医生护士经过也会笑眯眯张望。对“白大褂”，孩子们可以说再熟悉不过，纷纷举起小手打着招呼。

西城园所，经过的“白大褂”和小朋友们打招呼

西城园所的设施风格与通州园所相同，只是面积稍小，目前接收了6个孩子，如果人数更多，会按年龄能力分成两个班。通州园所整体按三个班设计，除了现有的“企鹅班”，面向1岁左右幼儿的“毛毛虫班”近期也在筹备之中。

视线从城区转向远郊密云，早上8点，刘先生把女儿粲粲送到金地来托育中心。“爸爸再见!”小姑娘挥挥手，转身跟着老师上了楼。自打2岁来到这里，粲粲已经入托整整一年。

“离家很近，开车也就5分钟，早上我们送完去上班，下班再来接，特别省心。”刘先生说，自己和爱人是双职工，奶奶还没退休，在金地来公司上班。女儿小时候主要由姥姥带，时间长了老人身体吃不消。“刚好金地来这边有托育，就送来试试。原本没敢有太多期待，没想到真的很不错!”

金地来托育中心的小朋友

托育中心由北京金地来商务会馆有限责任公司开办，目前已经招了2个班，分别有10个孩子和13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刚1岁8个月。几年运营下来，托育中心得到了家长的普遍认可。

“孩子变化太大了，我们都不敢相信!”提起孩子托育以来的转变，成成爸爸激动不已。“刚来那会儿孩子2岁2个月，还不太会说话，在医院被诊断为语言发育迟缓。了解到这边有专门的托育服务，就想让孩子换换环境。”

四个多月下来，成成爸爸不断收获惊喜。“孩子语言突然爆发了，可以跟大人正常交流，还会自己吃饭，我们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投入

选址有难度 一年投百万

凭借过关的硬软件水准，北京友谊医院通州和西城两处院区，以及北京金地来商务会馆有限责任公司，均被公布为“北京市爱心托育用人单位”。托育所从无到有的筹建过程，凝聚了用人单位不惜付出的努力与决心。

“全部是从零做起”，金地来托育所的园长罗彩虹是一位海归心理学博士，拥有多年幼儿园工作经验，2019年9月被公司请来负责托育中心筹备事宜。“那时刚好国家卫健委印发了《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我们就着手准备申请材料，并按照标准和规范进行整改。”

托育场地在三楼，需要在楼梯加装幼儿扶手，拓宽楼梯宽度，收窄栏杆间距。室内墙面做防护，水池高度做成40厘米……除了事无巨细的硬件建设，所有员工还要接受卫健委的培训，主要是关于3岁以下幼儿的安全、卫生等问题。经过一年多的准备，罗彩虹打造出一支拥有婴幼儿保健医师、营养师、红十字会救护员等组成的专业托育团队。

最令罗彩虹感慨的是，费用方面，目前托育中心对员工每月只收1600元，远低于市面上的价格。“但运营成本很高，一年下来要100多万，公司在这方面投入很大。”

友谊医院的两处托育所，是从2022年8月开始筹建的。工会副主席龚迎光介绍，从场地选址设计、施工改建，到托育机构的比选、职工需求调研，医院主管领导全程参与、全力配合，前期投入400余万元。“我们想的是，既然要解决职工生养后顾之忧，就一定要做好。”

和金地来聘请专业人员负责办园的模式不同，友谊医院和两家知名商业托育机构合作，由院区提供场地设施，机构负责日常运营。职工直接和机构签协议，费用也交给机构，院方负责监管。目前通州园所每月收费3500元，西城园所每月收费3900元，每天50元的餐费按天收取。相较附近同等条件的市场化托育机构，费用约为半价。

筹建过程中，龚迎光感到难度最大的还是选址，尤其西城院区本就场地紧张，可以说寸土寸金。找来找去，最后是把体检中心辟出一块空间改为托育所。对院方来说，付出成本远不止当下这几间房，还有未来持续的投入，可见对职工的关爱心意。

展望

单位有条件 可先行先试

“爸妈还没退休，没法来帮忙。公公去世得早，婆婆半年前刚做完手术，带孩子太吃力。”作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方莹夫妻俩面对1岁多的女儿安安，只能请了育儿嫂。“前后换了两个，都不靠谱，边看孩子边刷手机，好几次险些出事。”

无奈之下，方莹考虑给安安找家托育机构。“小区里倒是有，租了套两居室，感觉不正规，卫生条件也不理想。”方莹打听了专业的托育机构，但高昂的价格让她望而却步，“动不动就每月七八千，像我们这样的普通工薪族负担不起。”

对于单位开办托育所，方莹无比向往，但她觉得一时半会很难实现。从记者了解到的典型案例来看，由单位挑起“育儿”重任，确实存在不低的门槛。

“单位做托育，可以先从一些具备条件的事业单位做起。”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杨菊华谈到，比如妇幼保健医院，本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还有一些高校，可以在附属幼儿园的基础向下延伸，兼顾托育。“运转流畅后，服务对象除了面向本单位职工，也可以逐渐面向社会，否则规模太小的话，成本会较难控制。”

龚迎光注意到，在西城园所运营的四个多月里，已经有天桥街道的居民来问，能不能送孩子来托育。与此同时，她认为除了单位，社区也应是办托育的重要力量。目前通州园所孩子多，西城园所孩子少，是和职工居住有关的。一些在西城院区上班的职工，并不住在医院附近，就算希望送孩子来，却不方便早上带着孩子一起通勤。

“现在单位办托育跟计划经济年代已经有很大不同，那时职工本身就住家属院或宿舍，但当下职住分离非常普遍，很多年轻父母每天通勤时间很长，如果让他们带着3岁以下的幼儿挤公交地铁去单位托育，显然不太现实。”杨菊华在调研中发现，四分之三以上的受访者希望托育机构设在社区，离家近，接送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