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疗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医学的温度从未褪色。2025年北京市医院管理中心举办了北京市属医院平行病历竞赛，我院的同仁们踊跃投稿，用笔尖记录下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瞬间。这些故事里有医患共度的晨昏，有生死边缘的托举，更有平凡日子里不平凡的善意。它们不是简单的叙事，而是医学与人文交织的诗篇，是专业与温情共舞的见证。近期，我们将陆续发布优秀作品，以文字为桥，邀您共赴这场跨越病痛的人性关怀之旅。

敲打无声的壁垒

故事的锚点：那个蜷缩的剪影

我习惯了我的导师，国内耳科界的巨擘，像一座灯塔吸引着全国迷航的病患。所以，当他的医疗助手通过微信发来又一个“必须优先”的病人时，我只是习惯性地在冗长的等候列表里，为她做了一个标记。直到“岩尖”两个字闯入眼帘——耳外科医生心中敬畏的“禁区”。影像学资料证实了这份警惕：左侧岩尖的异常信号，像一个沉默的雷。

电话那头的声音，是无数外地求医者的缩影：焦急、谦卑，带着一丝绝望的哭腔。我刚安抚完，微信好友请求就弹了出来。随之而来的，是一个刺眼的红色转账窗口：500元。“请您尽快安排。”

那一刻，职业的尊严被瞬间刺痛。一股无奈的悲凉涌上来：我们终究被看成了明码标价的商品吗？我退还了红包，语气冷静，但内心喧嚣。我提前了她的入院时间，与其说是对“禁区”病变的专业好奇，不如说是想用行动告诉她：医生，不全是那样的。

入院当天，护士长的私信像第二个警报：“患者可能有严重心理问题。”我的心头一紧，职业性的戒备悄然升起：一个“麻烦”的病人？

推开病房门的瞬间，我所有的预判都被击得粉碎。没有哭闹，没有抱怨。只有一个28岁的年轻女性，像受伤的幼兽般蜷缩在床边的角落里。她手中拿着一个木制的小锤子，正一下、一下地敲打着自己的头颅。她的丈夫站在一旁，眼神里盛满了近乎绝望的心疼。

“医生，只有这样，我才能舒服一点。”她轻声说。

那个画面，像一根冰冷的针，扎进了我所有职业防御的缝隙。她不是在索取，而是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抗一种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却足以吞噬她全部生命的痛苦。

情感的迷宫：在技术与苦难之间

我的情绪在这场诊疗中像坐上了一台失控的升降梯。

先是震惊与同情：面对她那近乎自虐的缓解方式，任何医者都会动容。厚厚的、来自全国各大医院的病历，记录的不仅是一次次失败的求诊，更是一个灵魂被慢性痛苦逐渐磨蚀的过程。卵圆孔未闭封堵术、鼻咽部肿物切除术……她像一个被错误导航的旅人，在医学的迷宫里一次次撞墙。我感受到了沉重的同情。

继而转为专业的亢奋与决心：“岩尖胆固醇肉芽肿”，这个诊断像一道谜题终于被解开。我们有了明确的目标——引流减压。在多学科讨论中，我们精心规划了“耳内镜经耳道耳蜗下岩尖引流术”这条最优路径。那一刻，充满的是专业的自信和破局的决心。我们即将用精湛的技术，为她推开那扇困住她的门。

然后坠入深深的挫败与无力：手术很成功，暗褐色的囊液被顺利引出。但我们期待的症状缓解，却没有如期而至。她依然耳闷得难受，依然蜷缩在角落，只是那把木锤丢了。每天早上查房，走进她的房间前，我都需要做一点心理准备。一种强烈的无力感攫住了我：我们触碰了“禁区”，解决了病灶，为何却驱不散她的痛苦？我甚至开始害怕面对她，这种“害怕”源于无法兑现医学承诺的愧疚。

最终化为执着的守护与反思：挫败没有让我们放弃。我们请神经内科，请药剂科，最后请来了心理科。这不再仅仅是一次外科治疗，而成了一场全方位的守护。我反复叮嘱她的爱人要看好她，生怕她被无望的痛苦吞噬。这个过程很煎熬，但我们必须坚持下去。这背后，是一种超越技术的责任感：既然我们接住了她，就不能让她坠落。

反思的深渊：当“治愈”缺席时，我们是谁？

这个病例，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剖开了我对于医学意义的固有认知。

“成功”手术与“失败”体验的悖论：从技术层面看，我们精准定位并处理了岩尖的病灶，手术是教科书式的成功。但从患者的体验层面看，核心症状未有缓解，这又近乎一种失败。这迫使我去思考：医学的终点究竟是什么？是影像学上的干净漂亮，还是患者主观感受的如释重负？当两者不重合时，谁的权重更大？

“器质性”与“心因性”的傲慢边界：我们是否曾潜意识里认为，只要解决了器质性病变，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痛苦就应该烟消云散？当她术后依然痛苦时，我们本能地求助于心理科，这是否也是一种下意识的推诿——“肉体的问题我解决了，剩下的就是你精神的问题了”？我们是否低估了长期、剧烈的躯体症状本身就对精神造成的巨大创伤？那把木锤，敲打的不仅是疼痛的头颅，更是一堵隔绝理解的壁垒。

“仁心”是最后的药物：故事的结局充满了讽刺与启迪。在我们自己都认为治疗“失败”时，患者却发来了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她感谢导师的“我能治”给的希望，感谢我“垮科协调”的执着，感谢护士们的温柔守护。她感谢的，不是“治愈”的结果，而是我们全程不放弃的努力和共情。这像一记响亮的耳光，又像一束温暖的光。它狠狠地提醒我：医学的“无能”之处，恰恰需要医者的“仁心”去填满。我们无法always cure，但必须always care。那句“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不是我用来安慰自己的无奈之语，而是行医的最高准则，是我们在技术尽头所能拿出的最有效的“处方”。

她出院了，症状依旧。病例尚未终结，思考更不会停止。

那个蜷缩的剪影和那封感谢信，像两张对比鲜明的胶片，永久地叠印在我的职业记忆里。它们时刻拷问我：当科学的探照灯照亮所有角落依然找不到答案时，我是否还能有耐心，坐在黑暗中，倾听那一声声从灵魂深处传来的、无声的敲打？

这或许就是医学最深的困境，也是最崇高的魅力——它永远是关于“人”的学问，而人的奥秘，我们永远在路上。

未来，医院将持续深耕医学人文沃土，让每一份诊疗记录都成为有温度的生命档案，让每一次医患相遇都成为温暖人心的力量源泉。

（作者：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中心副主任医师  彭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