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目前肾移植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人，杨运胜的大名早已传遍移植术后病友圈。自1977年10月19日接受首次肾移植以来，到今年10月19日，杨运胜已经和肾移植术后患者的身份相伴了整整40年。这40年间，杨运胜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变成了即将步入古稀之年的长者。40年前他因为尿毒症而濒临死亡，而肾移植成功地挽救了他的生命，改变了他和他的家庭命运。他也是我国肾脏移植事业发展的见证者，同时见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带来的巨大进步。10月19日，这位国内肾移植术后存活时间最长的人，在我院医护人员的陪伴下，度过了术后40年的生日。

　　1970年，当时还是普通工人的杨运胜因为不明原因的血压升高伴双下肢浮肿，辗转就诊于北京多家医院，被确诊为慢性肾小球肾炎。在当时全国医疗水平最高的北京，杨运胜接受了多种治疗，但是效果甚微。到了1977年，他的病情进入了比较危重的阶段，由于缺乏有效的透析手段，因此进行肾脏移植成为他延续生命唯一的选择。但是在当时，肾脏移植手术在国内外都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作为率先在全国开展肾脏移植手术的北京友谊医院，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项挑战。由泌尿外科于惠元教授、侯宗昌教授领导的肾脏移植团队制订了详尽的诊疗计划，用最大的努力来尝试延长这位年轻人年仅27岁的生命。

　　1977年10月19日，对于杨运胜以及他的家庭而言，是个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由于惠元教授主刀，杨运胜接受了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手术进行了将近五个小时，开放循环后约17分钟有尿液从输尿管流出。保留至今的手术记录清晰地记录了手术中的情况，红蓝色油笔手绘的图示非常准确地标明了血管以及输尿管的吻合方式。从这份堪称精美的手术记录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医疗团队就已经十分严谨。

　　虽然手术十分顺利，但是由于缺乏高效的免疫抑制剂，杨运胜的术后恢复之路充满了各种考验。术后外科并发症、急性排斥反应、免疫抑制的各种副作用和严重的感染并发症等随时都可能让这来之不易的肾脏失去功能，甚至威胁到杨运胜的生命。但是，在我院肾移植团队的精心治疗下，杨运胜闯过了一关关考验，终于在术后10个月以后顺利出院。

　　在此后漫长的术后持续抗排异治疗的保护下，杨运胜的移植肾功能一直保持良好，他也因此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直到2000年，因为缓慢的移植肾功能减退，杨运胜再次住院。除了慢性排斥反应引起的肾功能减退之外，杨运胜那在23年前就失去功能的左侧原肾发生了癌变。病魔再次考验了杨运胜和我院肾移植团队。一次彻底的根治性切除手术，完整地切除了恶变的左侧原肾，随后的定期复查也没有发现肾癌扩散和转移的迹象。虽然恶性肿瘤被切除了，但是杨运胜的移植肾在工作了20多年后，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功能越来越差。出于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对友谊医院的信任，2002年，杨运胜再次接受了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另一枚肾脏被安置在了他左侧髂窝。这25年后的另一次肾移植手术，仅仅用了1个多小时时间。术后杨运胜顺利出院。手术时间和住院日不仅仅是数字的缩短，更说明在这25年间，我国肾脏移植的技术有了质的飞跃。

　　时光飞逝，现在距杨运胜第二次移植又已经过去了15年。目前他的二次移植肾脏功能依然良好且稳定。40年前为他进行手术的于惠元教授已经故去多年，当年医疗团队中的年轻医生都已经成了誉满全国的退休老专家。这40年也是我国进行改革开放的40年，经济、社会都有了巨大发展。40年前那次成功的肾脏移植，不仅让杨运胜躲过了死神的触手再获新生，也让他有机会享受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生活改善。

　　40年间，杨运胜收获了美满的家庭，幸福的生活，摄影、旅游，参加移植患者运动会……，见证了医学进步，也见证了医患情深。40年间，泌尿外科的医生换了几批，专家更迭了几代，不论老中青医护人员都从未停止对杨运胜的照顾、随访，对生命的呵护始终如一。与此同时，我院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不仅肾移植病房搬进了现代化的外科大楼，而且在外科手术技术、免疫抑制的个体化应用、预防肾移植术后各种并发症方面都有了巨大的进步，更是引领了国内肾脏移植技术的提高与创新。现在，我院泌尿外科开放床位110张，年手术量5000多台，科室规模和诊疗量位居全市第一，肾移植技术特别是后腹腔镜取肾技术处于国际领先水平，肾移植手术一年存活率已达99%以上。

　　在这些巨大的改变之中，唯一不变的是我院和杨运胜之间日益深厚的情谊和肾脏移植团队继承传统、持之以恒救治尿毒症患者的仁心。希望杨运胜能够继续享受健康的生活，继续作为我国肾脏移植事业发展全程的见证者，与我院肾移植团队一起，开启新的时代，迎接新的挑战，见证新的奇迹。

(泌尿外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