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医近70年，弹指一瞬间。总结过去，我没有做成什么大事，而医疗工作中的失误和不足，却经常记在心中。我忌刻意包装自己，一直以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医生面对的是人的健康和生命。这是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它要求我们有精湛的医术，还要求我们充满爱心和同情心去治疗病人。为了掌握精湛的医术，要求我们不断学习，并要求我们将这些知识密切结合实际，总结实践，再提高医术。挽救一个生命，就是医生最崇高的目标和最硕大的欣慰。医生不仅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守护在病人床旁，最适当、最快地救治病人;还要将其它时间用于学习，总结经验，对每种疾病正确运用已知的、普遍而共同的知识，结合病人这一特殊个体，做出正确的决策，并贯彻始终。医生的责任是如此重大，他们所付出的精力、时间比哪一种职业都要多得多。

　　1946年到1948年，恰逢中国从抗日战争后的和谈转为大规模的解放战争。我一直坚定地以为，即使不能上战场亲手保卫祖国，作为医生，学成归来为人民服务，也是理想与行动完美结合的好事。大学二年级，我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积极参加上海地下党领导的各种活动，那时候学生运动仅仅是革命的一部分，我不是领导，也不是专职搞革命的，但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上海学生运动，我都会参加，我读大学前还代表高年级学生慰问过十九路军，我感到非常自豪。今重谈旧事，仍然激情昂扬，直到现在我还有充满热情的年轻血液，正义感仍然是我最看重的。要我满大街打坏人我没有那个能力，但穷困的人那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么多，我可以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1950年12月，我作为一名实习医生，参加了上海市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第三大队，是第一批在鸭绿江边为志愿军伤病员服务的医务工作者，当时就在鸭绿江边上，东北农村，吃高粱米，那个村子叫二道江，归属丹东市。我属于地方医生，是第一批进驻前线的，所有报名参加的人都没抱着回来的希望。美军飞机随时会投放流弹，子弹不长眼，当时的伤病员都是从朝鲜前线撤回的，战争残酷至极，美军飞机在轰炸，能运过江回本土治疗的病人得的多是各种内科传染病，如大叶肺炎、回归型痢疾伤寒、红斑狼疮等等。当时医疗资源有限，没有任何控制传染病的防护措施，罹患麻风病的战士被隔离起来，我看着心里特难受，我就天天给他们送饭、洗碗，直到他们被运到后方去。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保家卫国出生入死，这让我很感动。很多军人才十六七岁，还都是孩子呢，不怕死，自己去报名参加志愿军，却不知道哪一时刻就会死掉。那时候，他们叫我“妈妈”!我至今仍然珍藏着许多当年那些孩子给我的小纸条：“您比我亲妈还好，见到您很亲切，您就是我的妈妈”。在那些战火连天的岁月，这样生死与共的温暖和感动成为我一生的珍藏。1951年9月，我作为一等功臣，有幸到北京参加了“十一”国庆观礼，列席了全国政协第一届第三次会议，接受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总司令的接见，并且和郝建秀一起请毛主席和周总理在《毛泽东选集》第一版第一页上亲笔签名。数十年，这本书像珍宝一样被保护着。这是我终生难忘的时刻。

　　1951年，我到北大医院报到，吴朝仁院长安排我在内科工作，1952年下半年，我被推荐到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为留学苏联打基础。出国前夕，教育部要研究生自定方向，我自己也弄不准，就请教林传骧老师。林老师说：“就学心血管。”于是，我开始了心血管研究和治疗的道路。回忆留学苏联的那段时期，在列宁格勒第一医学院，我受到了正规化的科研训练。我学到了作为一个医生必须的临床研究和教学基础。在苏联，我度过了25岁至28岁的青春年华。

　　1957年夏，我回到祖国，被分配到协和医院工作。心内科所有医生个个勤奋努力，读书到深夜才回宿舍。医生从书写病历到做一切，工作量极大，必须日夜住在病房。通过很累的实习医生生活，我似乎找到了当医生的感觉。1959年，我被调任友谊医院心内科，一待就是50余年，我的医学事业也从此开始得到进一步发展。我坚信，医生始终不能离开临床，1960年，我率同李清朗等医师进行了风湿性心脏病的普查，建立临床风湿活动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案。还与杨世豪教授协同七机部工程师，创制了第一台监护仪和除颤仪，建立了国内最早的监护病房，降低了急性心肌梗塞的死亡率。1980年以前，友谊医院的心内科只有心电图仪。医疗器械的缺乏无法满足正常的医疗活动。我四处奔走以求，终于购置了包括大型心血管造影X光机等在内的各种仪器设备。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的伟大号召，充分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色初衷、雄心壮志和使命担当。弹指一挥间，新中国迎来了70周年华诞，我国医疗卫生事业也在蓬勃发展，我很庆幸我可以亲眼见证这一切。我坚信，做一名医务工作者，就要不忘初心，时刻牢记自己的使命，为国家的医疗卫生的事业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