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问过我，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为何选择回国?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因为我是中国人，我在北京出生，不能忘本。

　　当时的新中国还在成立初期，一切都百废待举，正是急缺人才之际。我曾在美国时代杂志封面上看到过我国导弹专家钱学森，当知道他毅然回国的消息时，内心有着很深的触动。那时的我已经三十多岁，时不我待，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的怀抱，想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1978年，我接到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正式就职于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从此和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这项工作于我而言虽是崭新的研究领域，但麻风病却是人类所面临的古老疾病，被认为是“不治之症”，因病致残的麻风病人也一直备受歧视。过去世界上很多麻风病人被隔离就算是好的，不隔离可能就面临着被活埋、被烧死、沦落到无家可归等情形。因此，说起麻风病，人们往往谈之色变，深入工作中，我也深感麻风病人遭受的疾苦。

　　记得1979年到云南省的麻风村做实地考察时，我见到了好几个年轻的麻风病姑娘和她们深受病痛折磨的家庭。她们本能够拥有青春的年华和幸福的生活，但身心每天都遭受着痛苦与折磨，眼神里也透着绝望。但当时的麻风病防治工作还只注重实验室研究，研究成果往往不适用于实际，而根据前期积累的大量调研数据，我深知只有深入到病人身边、进行非隔离治疗现场研究，才有可能解病人之疾苦、消社会之歧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麻风寨的麻风病防治研究工作开始了。我们皮防站的两位同志在全县范围内历经三个月的艰苦考察，探访到的都是秃手秃脚、老鼠咬了手脚都察觉不到、生产生活不能自理的晚期病人。这不仅使我们工作人员内心受到极大震撼，同时大家也决心要治好这里的病人。随之，我也把有关中国麻风病情况的详细报告递交给世界卫生组织，最终得以实施麻风短程联合化疗项目，并收到了世卫组织援助的联合化疗药品及车辆等物资。

　　1983年初，短程联合化疗现场实验正式施行。实际上，在村民们的固有观念中，麻风病是治不好的，连村长刀建新也对治愈麻风病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但在我们挨家挨户为病人检查溃疡、耐心讲解治疗工作之后，尤其是刀建新，由强烈排斥逐渐转变为接受。之后，刀建新还主动协助我们做通了村民们的思想工作，努力劝说大家服药接受治疗。服药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新药刚吃上二十几天，有些病人的脸部从发红到发紫，由于药物副作用引发的恐慌，使有些病人开始拒绝服药，甚至直接把药扔进水里。面对大家的质疑，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再挨家挨户做病人工作，告诉他们这仅是服药后色素沉淀的正常反应，然后开导并鼓励大家坚持服药。三个月后，病人的色素沉淀明显好转，心理上的恐惧彻底打消，身体状况也慢慢得以好转。两年后，我们为村民进行复查，结果显示服药病人全部治愈且没有复发情况。

　　阶段性的成果总是令人欣喜，但麻防工作不能停下。我经常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工作不能怕苦就不做、怕脏就不做，这不做那不做，我们身为医务人员的使命何在?”当时我国的云、贵、川等地依然是麻风病流行的重灾区，在国家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地区都相继开始推广实施短程联合化疗，短程联合化疗工作得以大力开展。而在这30多年深入基层过程中，7个地州59个县的1万多名病患得到治愈，麻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现如今，全国麻风病人从11万人降至不足万人，年复发率仅0.03%，远低于国际组织小于1%的标准。

　　昔日麻风寨的村民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我由衷为他们感到欣喜，同时也为从事麻风防治工作的人们感到自豪，是大家用坚持和奋斗给予了麻风病人新的希望。爱国有道，行为有范，艳阳与阴雨，平坦与坎坷，都是对我们工作的最高奖赏。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多年的医疗工作和社会生活中，正是在党和国家的大力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治好了很多患麻风病的老百姓，得到了全世界的承认，而且我们的治疗方案也获得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随着党和国家在医疗卫生事业上，不断加强对麻风防治工作的重视以及加大对防治经费的投入，当前我国麻风防治工作经验丰富、成效显著。这让我看到党和国家是真真切切在为老百姓办实事、谋幸福，同时我也很感谢党和国家，是祖国这片沃土造就了我，让我有机会放手从事麻防工作，让我有机会看到被治愈病人脸上洋溢的笑容、过上的幸福日子。

　　现在的我虽即将进入期颐之年，但不愿余下的日子在闲暇时光中浪费掉。在岗位上继续奋斗、为老百姓办实事是我应该做的，对于彻底战胜麻风病，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只要我不是医院工作的累赘和包袱，我还愿意继续工作，还愿意为麻风病人服务，我的目标就是彻底战胜麻风病。因此，我会再接再厉，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到10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