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为深入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和市委宣传部、市卫生健康委共同主办的“时代楷模”李桓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10月起在京举行。报告团成员用质朴的语言、真挚的情感，作了一场场感人至深、催人奋进的报告，全面展现了李桓英同志的爱国情怀、医者仁心、科学精神和党性修养，有力展示了中国科学家为推动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作出的巨大贡献，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生动诠释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理念。本期院报节选刊载《大家》《初心》《丰碑》《大爱》《赤子》《严师》六篇宣讲报告。

大 家

辛有清 北京友谊医院党委书记、理事长

　　今年8月我陪同中宣部领导，将“时代楷模”的奖章和证书颁发给李桓英时她的感言：“没有百姓就没有我”“这些都是我服务过的人”，多么自然而深刻的话语呀!李桓英同志以她传奇般的百年奋斗经历，鲜明体现了心有大我、赤诚报国的爱国情怀，生命至上、护佑苍生的医者仁心，求真务实、勇于攀登的科学精神，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党性修养，她不愧是时代楷模和我们的人生榜样!

　　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让身居海外的李桓英深受触动。那时的她，拥有中、美两国两个知名学府的学习经历，还有世卫组织的工作经历，这在很多人看来是走上了人生的巅峰，但她却做出了大家意想不到的选择。1958年，她婉拒了世卫组织高薪续约，离开父母亲人，毅然回国工作，用所学报效祖国、医治患者。父母曾多次劝她去美国团聚，她却说：“当初选择了回国，我就不能反悔。”在她看来，“爱国”并没有什么值得自我标榜的，因为“我是中国人，不能忘本”。她就是这样，把一颗滚烫的心交给了祖国，把满腔纯朴的爱献给了人民，用一生的奋斗去实现报国爱国这个无悔的誓言。习近平总书记说：“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家国情怀、赤子之心，这正是李桓英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1978年，已经57岁的李桓英全身心投入到令人望而生畏的麻风的防治事业，她把医者的同情转化为对患者的关爱，从未因任何艰难险阻而动摇胆怯。年事已高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7个地州、59个县，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在深入麻风村的途中，她曾经4次遇险，2次翻车，2次翻船，这些都没有令她丝毫退缩。正是医者的人间大爱，赋予她不竭的前行动力。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三级医疗网络逐步完备，麻风防治策略在全国迅速推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和国家制度体系的支撑，为李桓英同志防治麻风病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和保障。在她的精心医治下，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患，回归了社会，也拥有了幸福的家庭。她用一辈子的实践诠释着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坚定而有力地告诉世界，在中国“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李桓英不仅是一位敬佑生命的医者，更是一位执着奋斗的科学大家。为获得第一手研究材料，她坚持把临床研究现场放在麻风村。她研究推广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开创的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被称为麻风病“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十年间，她用脚步丈量麻风村寨的每一寸土地，在临床研究、治疗方法和防治策略上都做出创造性成就，为病患带来希望和新生。李桓英用科学与无畏，执着与坚守，为我国乃至世界消灭麻风病做出了突出贡献。

　　2016年，95岁高龄的李桓英同志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决心以党员身份继续为麻风事业奋斗终生。在她的心里，入党崇高而神圣，她说，“这回我该够格了吧。”这是一位科学家坚定的政治信仰，是对党的信念的执着追求!每当取得了成绩，她总是说：“传染病防治是一个高效医疗、有力政府和健康社会共同协力的事业，只有在今天的中国，我的事业才能取得成功。我是赶上了好的国家、好的时代，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时至今日，她依然努力研究，孜孜不倦，坚毅而执着地告诉我们：“我已经一百岁了，我争取再工作十年，回报组织和领导的关怀关心，为彻底消灭麻风作出自己的贡献”。

　　李桓英同志是最早和最年轻的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的中国科学家，也是在麻风病防治领域致力于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探索者和实践者。在她的争取下，世卫组织的药物和医疗物资为中国麻风病防治工作提供了积极支持，她又将中国防治麻风的成功方案贡献给世界，为实现“没有麻风的世界”做出了特殊贡献，这正是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的最好诠释。

　　李桓英同志用一个世纪的人生实践，回答了报国爱国、科学为民、医者情怀和对党忠诚的人生之问，我为我们友谊医院有这样的时代楷模感到无上荣光。她的事迹感染激励着我们，也将转化为新一代友谊人和首都医务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前行的不竭精神动力。新征程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为我国卫生健康事业指明了方向，我们将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从党的英雄模范中汲取信仰的力量、坚守的力量和奋斗的力量，为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福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初 心

丛 敏 北京友谊医院肝病分中心党支部书记、肝病内科副主任

　　2016年12月27日，北京友谊医院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入党宣誓仪式。站在最前面的那位新党员，是党的同龄人，当时已经95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她说过：“入党和做研究一样，都是追求真理。为人民服务了快60年，按照党员的标准，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合格了。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以党员的身份为麻风事业奋斗终身!”作为李教授入党时的党支部书记，下面我为大家讲讲李桓英同志坚守初心、践行使命的点点滴滴。

　　1978年，李桓英调入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职研究员，57岁的她选择了麻风防治这项伴随她一生的事业。在头绪繁多的工作中，她敏锐地找到了建立现场研究场所的突破性入口，开始在云南，这个麻风病猖獗的地方走访调查。调研期间，李桓英每天早上六点出发，走十公里的山路，路上经常会遇到各种危险，双手紧握着上方的保险绳，倒挂着在索道上滑行，下面就是湍急的河水。像这样危险的境遇，李桓英不知经历了多少次。在四川西昌，汽车翻越雪山时掉进了十几米深的山沟里，等她苏醒过来，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红的鲜血，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头部外伤缝了7针。她却还开着玩笑说：“按我坐车的概率，也该翻了!”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她却忘记了疼痛，缠着厚厚得绷带，打着石膏继续投入了新的工作。艰苦与危险没能阻挡李桓英前行的脚步，她豪爽地说，“我们作医生的，就不怕吃苦，危险对我也不是个事儿!”

　　李桓英治疗麻风从来都是面对面地接触，没有畏惧，她主动和他们握手拥抱。她曾这样说：“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让你们亲眼看我现在能治好它!”她还教麻风患者穿鞋。“早晨和晚上，你们要这样。”说着，手一下子伸进患者刚脱下来的脏鞋里，“摸摸有没有沙子和钉子，再穿上”。麻风患者手脚是麻木的，她不怕脏，就是为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自我防护的方法。她就是这样心中只有患者，唯独没有自己。

　　为弘扬李桓英教授的精神，2005年7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牵头成立了以李桓英名字命名的“北京市李桓英医学基金会”，李老把自己的奖金捐给了基金会，至今，已资助了包括我在内的14批231名中青年医学骨干，前往世界一流科研院所学习深造，培养了一大批爱党爱国、扎根中国大地、厚植人文情怀、具备国际视野的优秀医学人才。

　　在她的入党仪式上，我曾问李老，为什么选择现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坚定地说：“在几十年的工作中，我看到了党和国家是真真切切在为老百姓办实事、谋幸福。我取得的成绩，与党组织的关心和支持是分不开的。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去世后，身上不能覆盖上一面鲜红的党旗，那我会很遗憾的。”她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对生命的敬佑，让我十分感动。“时代楷模”李桓英正是我们千千万万医务工作者的缩影，无论面对人民群众的普通疾病，还是面对非典、新冠肺炎等重大疫情，都在用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诠释着医者的责任与担当!

丰 碑

潘春枝 中国麻风防治协会常务副会长

　　我1987年到协会工作，一直非常敬佩李桓英。2011年，我参加了中国科协开展的“李桓英先生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作，系统梳理她的资料后，我再次被她的科学精神和科学家风范深深打动了。

　　早在60年代初期，李桓英所在的中央皮研所要求做一个麻风菌抗原实验。她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成功提取了麻风抗原。抗原的效果究竟怎样?顾问马海德和李桓英都提出，先在自己身上进行试验。

　　“不行!”李桓英直接“顶撞”了马海德：“我一个人来就行!”“我年轻，去过东南亚传染病现场，身上的抗体比你多”。她还说：“干脆，两针都给我打吧，这样就能做对比实验了”。要知道，当时治疗麻风还没有特效药，万一感染了，李桓英就真成麻风病人了，也就名副其实为麻风防治事业“献身”了。

　　马海德拗不过李桓英，就在她的两个胳膊上分别注射了0.1毫升超声过的和没有超声的麻风菌素。一个月的时间里，李桓英注射部位出现了红肿、结节、溃疡，结痂。终于实验成功了!大家都为她高兴。我采访她时，李桓英指着两处疤痕风趣地说，“看!这就是马老留给我的宝贵纪念。”是啊，这就是李桓英最早献身麻风科研留下的最美印记。

　　如果说，李桓英以身试险的“胆量”令人钦佩，那我更敬佩她在科研工作中那种终而复始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

　　我在她的办公室里看见过一张云南、贵州、四川的地图，上面插了许多红色三角旗，她指着旗子说：“瞧，这都是我去过的地方。这里面7个麻风高发区，是我选定的治疗试点地区。”

　　李桓英敢想敢干、开拓创新，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983年，率先在云南开展了现场短程联合化疗试点研究。为了取得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李桓英干脆把实验室搬进了人人恐惧的麻风寨!

　　经过27个月的治疗，这47例患者全部治愈，试点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在此基础上，李桓英又将短程联合化疗试点扩大到云贵川的7个地州59个县，对近万例病人进行了长达十年的监测，得出了“短程联合化疗”方法复发率仅为0.03%的结果，远远低于世卫组织1%的标准。

　　1994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了“短程联合化疗”治疗方案。而此时，我国的麻风患者数量已经从80年代初的十多万人降到了不足1万人。1996年，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创造性地将麻风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麻风防治进程。

　　1998年 ，在第15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全世界麻风防治现场工作，你是做的最好的!”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90多岁时，她又带领团队瞄准麻风研究的瓶颈问题，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开展麻风溯源的研究。至今，我们依然还能看到这位百岁老人，拿着放大镜，吃力而又认真的看着外文资料，她说，“我老了，下不了现场了，但我愿搭起一座桥梁，把国外先进经验告诉国内的年轻人。”

　　2016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致第19届国际麻风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创造一个没有麻风的世界”是全球麻风控制的终极目标。任重道远!

　　让我们携起手来，一起为全人类的麻风防治事业继续奋斗吧!

大 爱

岩 糯 云南省勐腊县勐仑镇曼喃醒村党支部书记

　　40多年前，我们这里还是人人害怕的麻风寨。大摩雅李桓英奶奶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我的父亲刀建新曾担任过勐腊县县委副书记，被诊断患了麻风病后，为了不传染他人，搬进了麻风寨。在麻风寨他没有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努力带领村民生产自救。因为缺少有效的治疗，父亲的手脚都严重畸形残缺了，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黑暗的茅草屋里发呆。

　　1979年的一天，大摩雅走进了我们家黑暗的茅草屋，她看见在屋里发呆的父亲，主动伸出手，一下子就握住了父亲的手，还给了他一个结实的拥抱!这可是他得病后，第一次和我父亲握手拥抱的人呀!我们寨子只有我父亲会说汉语，可他一时竟说不出话了!我们在场的人都惊呆了!整个寨子都沸腾了：“天哪，北京来的大摩雅不怕麻风病!”

　　1983年春节前，大摩雅带着免费的新药来了，还在村里住下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是从世卫组织拿来的药。药效怎么样，当时大家心里都没底。有位老人，开始说什么也不肯吃药，大摩雅就亲自上门送药，苦口婆心地劝。有些人吃了药后，脸上开始发红、发紫，村民们吓坏了，有的病人就拒绝服药，甚至把药扔进水里。她又开始挨家挨户做工作，拍着胸脯向所有村民保证：“只要坚持吃药，这些症状都会消失的，我每年都来，治不好我就再找新药!”

　　半年、一年、两年、五年……大摩雅每年都来我们村察看，看着所有服药病人身上的肿块消失了，麻木的皮肤有了知觉，最终，47例重病患者全部治愈了!这也包括我的父亲。他含着眼泪，发自肺腑地说：“麻风病把我们变成鬼，是李教授又把我们从鬼变成了人。”

　　我们感激她，也心疼她。她到我们村，坐的是被掏空了树干的“小船”。有一次，小船在河里翻了，大家赶紧去救她。等把她救上岸后，她却哈哈大笑地说：“放心，我胖得像皮球，不会沉下去。”大家又劝她把湿衣服换下，她却无所谓地说：“天气热，没关系，正好凉快凉快。”然后，就穿着湿透了的衣服进了我们村，直到把一天的工作干完。

　　因为天气炎热和旅途劳累，一天下来，她实在太累了，就躺在了我们家竹楼的爬垫上休息。村里的妇女们看到了，赶紧过来为她“按摩”，有揉背的，有捶腿的，有捏胳膊的……在一片欢声笑语中，人们已分不清谁是医生，谁是病人，看上去就像一家人一样。

　　1990年4月17日，是我们永远难忘的日子。勐腊县县长宣布，南醒“麻风寨”更名为“曼喃醒”，正式纳入行政自然村管理。一群身穿鲜艳傣家服装的妇女，向我们的恩人献上了亲手制作的傣家裙，戴上了鲜艳的花环，大摩雅和我们手拉手，像孩子一样忘情的跳起了傣家舞。

　　后来，大摩雅还来过很多次。最让我们感动的是，94岁高龄时，她还拄着拐杖来到我们村检查疾病防治。临走时，我们送大摩雅，她拉着一位村民的手，略带伤感地说：“现在你们的病治好了，我的年纪也大了，可能以后不能常来了，就请县里的马医生他们多来看看你们吧。”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村民们更是个个泪流满面，依依不舍地握着她的手，一直把她送到河对岸。

　　大摩雅李奶奶，我们想念您。您已经有好几年没来我们这里了，原来的草顶竹楼已经变成了宽敞明亮的傣家别墅;勐醒河上有了桥，再也不用担心翻船了……。我们每个人都健健康康的，您放心吧。您也多保重，我们有机会一定到北京看您!

赤 子

袁联潮 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麻风室工作人员

　　1994年我开始跟随李教授工作，从她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其中让我最感动的就是她的赤子之心和爱国情怀。

　　她97岁那年，山西省襄垣县邀请李教授参加祖父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接到邀请李教授特别兴奋，平时很少谈到个人生活的她，跟我说起了她的成长经历。

　　李教授说，祖父是位爱国人士，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期间解救过八路军战士;父亲曾留学德国，回国后致力于实业报国。他们的言传身教和抗战时期颠沛流离的求学生涯，使她走上了从医报国之路。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她前往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细菌学和公共卫生学硕士学位。

　　1950年，凭着优异的成绩，年仅29岁的李桓英成为世卫组织首批官员。在世卫工作的7年时间里，她被派往亚洲、美洲等许多国家，为防治性病和雅司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艰苦努力，受到世卫组织的好评。

　　工作中机场转机的一次经历，改变了她的人生道路。

　　李桓英在机场过境签证时，被要求必须按手印才能通过。工作人员唯独看不起中国人的情景，深深刺痛了她：中国虽然独立了，但国弱民穷依然被别人看不起。“我应该为祖国做些什么”的想法顿时在她脑海里变得清晰起来。她说，“那时的我已经三十多岁了，作为中国人，我很渴望回到祖国怀抱，把最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

　　1957年，她拒绝了世卫组织的高薪续约，瞒着已定居美国的家人，只身一人绕道英国、苏联等多个国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回到了祖国。

　　1964年，远在美国的父母实在放心不下她独自一人在国内，专程到香港，再次动员她去美国团聚。面对年迈的父母，她说：“国内生活确实很苦，但苦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人缺吃少穿、体弱多病。作为医生这时弃之而去，还不如当初不回国!能为祖国、为人民服务我感到自豪。”父母被女儿坚定的报国情怀深深感染了，在机场送别时，父亲的眼里含满了泪水，母亲一句话也没有说。谁也没想到，这竟是她和父母的最后一面!

　　1980年，李桓英赴美访问学习时才与阔别二十多年的亲人再次团聚。这时，她与父母已天人两隔。坐在父母的墓碑前，她的眼泪止不住掉了下来，作为女儿她充满愧疚。但只要想到麻风防治事业，只要想着那些需要她的病人，她又义无反顾、无怨无悔。

　　随着归期的临近，亲人们的劝阻也越来越深切。但是为了兑现对麻风病人的承诺，她再次拒绝了亲人们的挽留，带着最新的麻风防治方法和向世卫组织申请到的药物，如期回到了祖国，再次走进了麻风寨。

　　始终惦记着“大家”的李桓英，对自己的“小家”的要求却特别简单。40平米的房子，只有简单的家具陈设、几张老照片和到处摆满的书籍资料。她心里装得只有工作，每次组织给他申报奖项时，她总是说，组织给我的荣誉已经够多了，我只有更加努力搞好工作才能不辜负组织的培养。

　　孑然一身的李桓英就是这样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麻防事业。她曾深情地说，“我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如果还有来生，我还要回到祖国，用自己所学为中国人服务。”这就是她的赤子之心，走过百年而历久弥坚!在近30年的朝夕相处中，我被她的家国情怀深深感动着，也将在她的精神感召下不断前行。

　　严 师

　　温 艳 北京友谊医院、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主任技师

　　1993年，在我准备到她身边工作前，就有人劝我说：李教授工作起来有多么地“狂”，批评起人来有多么地“狠”，脾气又有多么地怪，担心我受不了。20多年后的今天，我想用自己的经历给大家介绍一下她的“狂”“狠”“怪”!

　　到麻风室后不久，我就领教了李教授工作的“狂”。那是1994年初冬，我第一次随李教授到云南麻风现场工作。两天两夜的火车加上十几个小时的汽车，好不容易到了云南省文山州，大家都疲惫不堪，李教授却连夜落实了第二天需要走访诊疗的麻风病人，要求新发患者必须都要走访到。

　　连续在现场奔波颠簸了2个月才完成了既定工作任务，回到北京已经是年末。由于连续奔波，李教授的膝关节病复发了，住院做了膝关节手术，因为身边没有亲人，我要来陪床，她却一口回绝说：“我不需要任何照顾，我需要你去完成实验。”医生让她必须卧床两周，她却在第三天就拄着拐杖溜回了办公室。我们夜以继日，加班加点。春节前夕实验完成了，谁知，她又安排了分析数据，总结实验结果。我真想不通，这也太不要命了吧!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严肃的说：“想干事业，就别怕付出，若要计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当听着窗外传来的爆竹声，看着她专心致志的干着那些枯燥乏味的手工统计工作，一股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有人说她“狠”，说起来的确令人难堪，除了不留情面地批评你，有时甚至“上纲上线”。记得有一次，李教授在我做的麻风病人血清抗体的散点图中，查出少了一点，非常生气，当即指出。她严厉的对我说：“对待工作就应该认真、仔细，从一开始就要严格要求，以后才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文章和数据要拿到国际会议上去宣读，我们代表的是国家，如果错了，受到影响和损害的是国家的声誉呀!”虽然当时我没有理解，还有些情绪，但所有的话我都深深刻在了我的心里。

　　在后来的工作实践中，我才感受到，她的苛刻培养了我严谨的工作作风，使我终身受益。特别是2010年，在李教授的推荐下，我参加了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合作开展的“麻风病早期诊断现场应用”的研究课题，在与外国同行的工作中，我深刻的意识到，严谨的作风和科学的态度，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必经之路。

　　她的执着追求和坦诚率真，使李教授有点“不识时务”，也让许多人说她“怪”。8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资助了15辆车，组织考虑她腿脚不便，准备留一辆给她代步，但是她全部分配给了麻风病高发区，这难道不“怪”吗?她从不讲究吃穿，生活简朴，但遇到需要帮助的病人，她都会慷慨解囊，这难道不“怪”吗?她一向敬重她的老领导马海德博士，但因为学术上的不同见解，甚至会和马博士争论得面红耳赤，这难道不“怪”吗?在她身上，这样的“怪”事还有很多很多。

　　我和李教授相处二十多年，深深感到，她确实很“狂”，那是对工作的“狂”，“狂”的令人敬佩! 确实很“狠”，那是恨铁不成钢的“狠”，是有感情的“狠”;确实很“怪”，那是境界高于常人的“怪”! 正是这种“狂”“狠”“怪”，才成就了她今天的事业。李教授是我事业上的师长，也是我和广大医务工作者永远学习的楷模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