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们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重大考验。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千千万万的医护人员变身白衣战士，冲到了战“疫”的第一线。无论是冲锋陷阵驰援武汉，还是夙兴夜寐守护首都，友谊人都充分展示出了医务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医者担当，为抗击疫情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国内疫情已经进入常态化，我院的各项医疗工作也逐渐恢复如常。

这一年，是不寻常的一年，相信今年留给我们的回忆除了惊心动魄，还有振奋、有感动、有温暖......

故事的讲述者是我院的一名肝移植术后患者。长达二十余年的消化系统疾病让他饱受折磨，而因为供体不匹配等原因，他经历了漫长的肝移植手术等待。不断出现的并发症，直线下降的生活质量令他痛苦不已，但在我院肝移植团队的鼓励和努力下，他终于等到了肝源，成功施行了手术。

如今，他术后康复，身体也慢慢恢复，又回到了工作岗位。他忘不了肝移植团队和医院医护人员对他的治疗与照顾，他说：“是你们的不懈努力和精心呵护，赋予我第二次生命。”

我是一名患者，同时也是一名医者。作为一名医者，我见证过他人的生离死别，喜怒哀乐；作为患者，我也历经磨难，九死一生。

1995年，我由于消化系统疾病经历了人生的第一次消化道大出血，此后2008年、2015年又再次出现了多次出血。我本人也是消化内科的大夫，有比较方便的就医条件，从此便开始了与病魔的持久战、拉锯战。当时，由于孩子正在上高中，课业繁忙，我无暇顾及自己，但施行肝移植手术己经提上了日程。

在那段时期，我忘不了工作时，突发剧烈腹痛，蜷曲在医院电梯里的样子；也忘不了我一个人在家，病情突袭，急救车赶来时我都疼到无法把门打开的惨状。别人上班，我住院；同事休假，我住院；法定长假我住院；逢年过节，万家团圆，我还是在住院。乃至每次住院，我的病号服都成了专用。就这样反复的住院治疗，我终于熬到了2017年，孩子高考结束。

2017年6月11日，高考结束的第二天，我就到北京友谊医院（西城院区）找到了肝移植朱志军教授。8月，医院为我做了入院评估。与此同时，我还在其他3家医院同时看了病，我自认为有四家医院同时排队，应手术可期，可现实却是残酷的。过了半年左右，我相继接到各个医院的通知“供体时间不匹配，无法手术”“供体空间不匹配，取消手术”......漫漫长路，我依旧重复着入院、出院。疾病不因时间的流淌而放松对你的摧残，却变本加厉。2018年春节后，我相继出现了脐疝、胸水、腹水的症状，更为难堪的是，我随时随地可能发生腹泻，这让我不敢出门，更不敢出远门、坐车，生活质量无从谈起，体重下降、营养不良。

在这苟延残喘的日子里，还伴随着家人的期盼，我83岁的老爸，在近一年的肺癌治疗中，不期望自己能活多久，期盼的是我能在他活着的时候早日手术，能看到我康复。遗憾的是，最终他的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2019年的元旦这天，老人念叨着“还没手术啊”离开了我们。爱人回老家奔丧，而此时此刻我却再次出血，急诊住院。从2015年至2019年，近四年的时间我都不敢回老家，去看一眼年迈的双亲，甚至父亲去世，都未能看上一眼。手术时机是如此艰难，乃至我年迈的老妈，我的爱人都提出切肝给我，兄弟姐妹也要来捐献，却因身体不合格，未能实现。

朱志军主任曾说过“不应单纯追求肝移植手术例数，而应追求手术质量，不是为手术而手术”。这句话深深震撼了我。我相信，无论从医院的综合实力、手术技巧、术后管理，还是患者的生存时间、生活质量来说，他们都是我最信赖的团队。在漫长的求医路上，还有几位超声科的大夫，都令我印象深刻。超声科何博士为我做一次超声，耗时会达到一个多小时，超声报告几乎一满张A4纸，我作为医者，从医时间不短，第一次见到如此敬业、一丝不苟的B超大夫，还有徐瑞芳博士，易展雄、李莉大夫等，他们都是恪守职业规范的好医生。

病急难投医，人着急的时候也易犯糊涂，有时在想等了这么长时间，是不是没有尽到“礼数”，没有做应该做的“事”啊？我也破天荒的，违心的想去“意思一下”，可他们都予以谢绝！他们的人格魅力、职业操守，感染了我，激励着我。我坚信，我一定要等下去！如果在其他医院手术，一旦出现并发症或达不到预期效果，我会遗憾。如果请朱主任团队手术，即便是死在手术台上，我也无悔。

2019年10月，我终于等来了生命的转机。收到朱主任的通知，我心里嘀咕：“不会吧，掉馅饼啊！这么快！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了解到和我同期手术的是一个小女孩，是用劈肝的方法做！虽然“劈肝”手术风险、难度大，但我相信这个团队。家人、朋友们得知我要手术，都非常高兴，喜极而泣！

2019年10月23日手术当天早晨，我还为医院写了一份申明——“如果手术失败或发生意外，不必进行无价值的抢救，浪费医疗资源。请将我的遗体捐献给我的工作单位和北京友谊医院。”经过了十多个小时的漫长手术，我被推进了ICU（重症监护室），那天，我记得曲伟主任查房时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你又可以看见第二天的太阳了”。

在ICU的短暂时光里，我需要经历拔尿管后排尿的尴尬，床上解大便时的窘迫，而护理我们的是一群零零后。那几个一米八个儿头的帅气小伙，还有十多个聪慧美丽的美小护，他们可能不曾护理自己亲人的大小便，却在无微不至地护理着我们。他们美丽不失优雅、温柔略显刚毅，他们训练有素，有条不紊，让我忘记了术后最难的时光。

2019年11月6日我顺利出院，此后定期复诊，术后1个月我开始出门、逛公园；术后3个月，我体能也慢慢恢复；术后7个月，我又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此时此刻，我能站在这里，要感谢这伟大的时代，是那些伟大的先行者，使器官移植成为可能。其次，我要感谢那些默默的器官捐献者，是他们的大爱，让生命之花再次绽放。最后，我要感谢北京友谊医院肝移植朱主任团队，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和精心呵护，赋予我第二次生命。（宣传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