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5月中旬，我院党委办公室和工会联合举办了“学党史明院史，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友谊精神”主题征文大赛。在众多参赛稿件中，不乏大量优秀的作品，现节选部分获奖作品进行展示：

党的光辉照我心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我受邀去探望一位在医院工作过的前辈，听她讲述北京友谊医院（前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建院的故事，她就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事俄语翻译工作的刘泽墀女士。

一早出发，车程大约1个小时，我们一行人来到了位于顺义区刘泽墀女士的家。她的家在小区的一层，有个小小的院落，种着一些花花草草刚刚开始萌新芽的样子。刘泽墀女士拄着拐杖站在客厅门口笑眯眯的迎接我们，她是一位观之可亲微胖的老人家，没有一点儿架子，让人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

一行人在客厅互相介绍后坐定，映入我眼帘的是客厅墙上挂着的一副黑白照片，上面是毛主席接见外国代表团的照片。刘泽墀女士指着照片，笑眯眯地对我说：“看！那个女孩子就是我，我那时候多瘦呀！”我们都笑了起来。“刘阿姨，您当初是怎样从事翻译工作的呢？”趁着在笑声中消失的陌生感，我赶紧抛出了第一个问题。

别看刘泽墀女士今年已经94岁高龄了，思路还是相当的清晰，吐字也特别清楚：“我1927年生于浙江南浔，我有三个哥哥和三个弟弟，我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对我特别疼爱，早早送我去读书。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南浔也没能幸免，后来我们全家就搬到了上海，我在上海中西女中读书，那个时候是我们祖国最屈辱的时刻，上海那一个个的租界就是殖民地中国耻辱的标志。到了1945年好不容易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万万没想到蒋介石1946年发动了内战，国内形势日趋险恶。我那时候参加了当时的反美抗暴运动。中学时代是我世界观人生观初步形成的时期，心中只想要为国家做些事，觉得中国没有文化不行。高中毕业后我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了一年以后，就报考了北平燕京大学。”

1948年9月，刘泽墀来到北平成为燕京大学教育系二年级的学生。在燕京大学期间，她参加了学校的进步活动，成为了燕京学习团的成员，还在寄宿的三姨赵文瑛家认识了北大的刘履中和清华大学的周嶔等同学。“当时我并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中共地下党员。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学习。在北平围城期间，我们学习团的成员聚到了北平的西南良乡。后来经过文化课考试我拿了第二名，于是北平解放后领导就派我去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俄语，毕业后实习，从事了翻译和接待外宾的工作。当时正好赶上苏联红十字会来华访问，中国方面没有得到会议相关人员信息和书面材料，我对讲话内容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了同期翻译。会后，大会把翻译成果印成了书面稿件，苏联代表不放心我的翻译准确度，将我的翻译稿件拿给一位使馆的苏联工作人员校对，结果百分之百的准确。”说着刘泽墀女士的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后来周总理和苏联专家米捷列夫会谈、毛主席接见罗马尼亚代表团访问等也都是我做的翻译。有一次陪同蒙古代表团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毛主席还和我亲切握手以示鼓励。”

“那么您是怎样成为了北京友谊医院建院的参与者呢？”我充满好奇地问。刘泽墀女士喝了口茶说道：“其实为友谊医院工作是上级派给我的第一份正式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的政策是独立自主和平外交。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争打响。战场上下来很多伤员。1952年，周恩来总理与苏联红十字会会长协商要在中国建立一所高水平的大医院，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院名叫‘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中国出土地、建院，苏联出技术、设备、药材。那些设备、管道等图纸资料都是俄文写的，所以我的工作内容就从领导身边的会议翻译工作和外宾接待工作转到了医院的医疗翻译工作，还要陪同苏联医疗专家考察新院址，给苏联医疗专家和中国医疗专家做翻译。那个时候在医院里工作的时间非常的长，很多文件要翻译，时间紧迫基本是无休的。周总理也总是很关切的过问建院的进度，让我感受到了国家领导人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1954新院址落成，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革命家为医院亲笔题词，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我还记得很清楚是：减少人民的疾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我当时特别的感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健康，作为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知道，有哪个执政党为人民考虑过这么多事儿？亲历亲为地做这么多事儿呢？那个时候呀我就感觉党的光辉真的照耀在我的身上给了我无尽的温暖和力量，我也为亲身参与了医院的筹建工作感到了自豪。”刘泽墀女士说到这里停了下来，目光中闪耀着星星看向了客厅中挂着的她为毛主席和外宾做翻译工作时的老照片，时间仿佛停止了下来，让我跟随着她的回忆到了那激动的建院时刻。

稍微沉默了片刻，我等刘女士激动的情绪平复了一些后继续问到：“听说您后来还在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刘泽墀女士脸上又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是呀，医院建好了，可是当时的正院长、各科室负责人都是苏联专家，副院长和各科副主任都是中国专家，语言不通呀，于是我就留在了友谊医院作为第一任苏联院长的翻译，当时中央非常重视还给每个科室都配备了翻译。我在友谊医院工作的几年中与苏联和中国各位医疗专家关系都不错，苏联院长波洛霍洛夫亲切的称我为娜塔莎，朱仲丽院长还邀请我去她家里做客。记得院长曾经说过：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别的国家发达起来的，即使有别人在某方面帮助你，也不可能是全面的。意思是说一切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在医院里的中国医务工作者确实都很出色，后来医院为北京市的各大医院建设都输送了不少人才。刚建院的时候工作特别多，我要陪着苏联院长出门诊写论文开会做翻译工作，有的时候工作完了食堂都没饭了。1955年周恩来总理来友谊医院探望抗日时期的老作家洪深同志见到我时还叮嘱我要好好吃饭。1956年我在友谊医院工作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7年苏联专家撤走，办理了正式移交手续，我在医院又工作了一段时间完成了一些收尾的翻译工作，这毕竟是我毕业后第一份正式的长时间工作呢，我特别珍惜。这一份友谊情怀使我虽然离开了医院，但是这些年我一直关心着医院的发展，我对它的感情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一样看着它一天天长大。1970年周总理亲自为医院命名为‘北京友谊医院’不仅是对医院历史的总结，也是对医院美好明天的展望。周总理要建一所高水平的综合大医院，为人民人人得健康的心愿得偿所愿了呢！”

刘泽墀女士的儿子拿来了一本相册，里面都是些发黄的黑白老照片，她有些激动地用颤抖的手指，指点给我看北京友谊医院建院时中国专家年轻时候的模样，我握住她的手，给她讲解医院现在的样子和现在的专家名录。现在的北京友谊医院是集医教研防为一体的市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比那个时候的北京苏联红十字医院院区更大更美、学科更多专家更多而且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的专家，北京友谊医院的壮大不仅见证了新中国的成长，也见证了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这么多年北京友谊医院在一代代前辈的传承下一直坚定的跟着党走，努力传承着“仁爱博精”的院训，学科构架日益完善，综合优势逐渐凸显。刘泽墀女士一边看一边频频点头说“不错，真不错呀！”

眼看就要到刘泽墀女士的午休时间了，我们告辞踏上了回程。和刘泽墀女士的一番谈话后，我也感受到了党的光辉照耀在我的心上，充满了力量。我在这所国家领导人寄予厚望的医院里工作，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护士、一名年轻的党员，也要为人人享健康而努力工作，爱岗敬业，传承红色基因，为北京友谊医院的建设发展和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皮肤性病科  李凌云）